首先是儒家。儒家的核心概念是仁，仁就是愛。儒家關于社會競爭觀念的基本看法是“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是“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在儒家看來，從本質上來說，人類之間的關系應該是和諧的、良性互動的、相互依存的，而不應該是緊張的、沖突的和對立的。一體意識與和諧追求是理解儒家競爭觀念的基礎。儒家思想以天下大同為自己的文化理想，以協和萬邦為處理同周邊民族與國家關系的基本原則。從孔子開始，儒家便對人性持一種樂觀主義的信任態度，對一種充滿人性價值的人類良性互動關系抱有熱切的期望，這在孔子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信念中有充分的體現。在宋明理學家那里，這種熱切的期望又上升到了天人合一、萬物一體的境界。程顥說：“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

在這種情況下，儒家思想在競爭上的基本價值觀就是追求和諧。“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 ，這是有子的和諧觀；“保合太和，乃利貞” ，這是《易傳》的和諧觀；“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這是《中庸》的和諧觀；“德莫大于和” 、“天地之道而美于和” ，這是董仲舒的和諧觀。對和諧的追求，可以說是儒家一以貫之的傳統。這就是中國人競爭觀的一個重要特點，競爭本身不是目的，競爭是為了達到和諧合作。

簡單地說，儒家對競爭的理解表現在：第一，和諧是世界的本質。和諧是宇宙的基本狀態，而競爭和沖突則不過是一種不自然的失序與失衡而已，是沒有永久意義的。第二，和諧是世界變化與發展的趨勢。世界上的確存在相異、相對、不合、敵視等現象，但儒家認為整個宇宙、人類社會、個人生活的大方向基本上是趨于和諧與統一的；宇宙與人生經驗中的沖突、缺陷、矛盾，都是一種過渡現象而已。第三，和諧是競爭的最終目的。在儒家的價值體系中，和諧與善是一致的，而競爭沖突則是與惡聯系在一起的。只有為了和諧和善的競爭，才有價值上的合法性，才是可取的競爭。

我把儒家的競爭觀叫做以道義為核心的競爭哲學，在儒家看來，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君子之爭為道義之爭，小人之爭為利益之爭。好的競爭應該是君子之爭，也就是應該出于道義的目的，使用道德的手段，并應該受到道德的規范。儒家相信道德具有強大的感召力和影響力，用孔子的話，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說白了道德就是力量。所以孟子說“仁人無敵于天下”，強調“以德服人”。儒家總體來說相信的是道義的價值，和道德的力量。

儒家競爭觀的價值在于，它將人類向善與合作的可能性充分地揭示了出來。《論語》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強調的是競爭中的利他精神和道德自律。《易傳》的“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強調的是競爭中的寬厚品格。《中庸》的“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張載的“仇必和而解” ，強調的是對于人類和平、和諧及其人類的共同命運的執著，代表了一種偉大的王道精神。這都是中國文化給我們留下的寶貴遺產。

不過，對“和諧”與“一體”的過分強調，也使得儒家思想從總體上也表現出了貶低沖突與競爭的傾向。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中國人一談起競爭，就本能地認為是一種不道德、不正常、不光彩的行為。希望人與人、國與國都是一團和氣，相互禮讓，即使爭的話也是君子之爭，禮尚往來，是在道德規范和約束之下的競爭。中國人不太愿意承認彼此利益競爭的存在，即使有競爭也不太輕易撕破臉皮，這很大程度上都是受儒家的影響。

儒家的競爭觀，如果說雙方都是謙謙君子的話，都有強烈合作的意識的話，都出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善意的話，應該說是絕對是可以達成博弈論中所說的正和博弈，合作博弈。這顯然是最好的競爭境界，也是中國人所追求的理想競爭。然而現實并非所有的人都是君子，求利同樣是人的本性。曾國藩早就發現了儒家這種競爭觀的局限性，他說君子愈讓，小人愈妄。君子越讓步，小人反而越狂妄，小人會把君子的讓步看成是軟弱，因此得寸進尺勒索更多的利益。曾國藩和李鴻章在近代中國最痛苦的事情就是發現“洋人論勢不論理”。在一個強權主義的時代，你不可能用道德來一廂情愿地感化信奉弱肉強食的西方列強，沒有實力的道義有時候會一錢不值。在列強的船堅炮利之前，沒有實力你就只能委曲遷就、步步退讓。這就是儒家競爭觀所遇到的最大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