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人、信賞、必罰

　　司馬光所說的“治國之要”也包括三項內容:“一曰官人,二曰信賞,三曰必罰。”如果說,仁、明、武是領導人的內在品質,那么,官人、信賞、必罰則是領導者的治理方式。這些治理方式的一個共同交集點就是“用人”。司馬光特別強調用人得失對國家和社會治理的重要性,認為用好人是人君治國的唯一辦法。他說:“何謂人君之道一?曰,用人是也。”“昔周得微子而革商命,秦得由余而霸西戎,吳得伍員而克強楚,漢得陳平而誅項籍,魏得許攸而破袁紹。”人才的向背決定國家的興衰!

　　《資治通鑒》記載了劉邦總結他打敗項羽的原因,不是因為比項羽更強大,而是因為手下有以“漢初三杰”為代表的一大批人才,項羽連一個范增都不能用,所以導致失敗。貞觀二十一年,唐太宗總結他為什么能成功時,提出五條用人經驗:一是用比自己強的高人;二是用有缺點的能人;三是用人之長,棄人之短,即所謂“使人如器”;四是重用敢講真話的人;五是華夷一家,用人不講出身,不搞小圈子。

　　劉備臨終前說馬謖不堪重用,諸葛亮卻派馬謖守街亭,導致第一次北伐受到重大挫折。馬謖是參謀型人才,“南蠻之人,以攻心為上”就是馬謖的意見,諸葛亮采納了,七擒孟獲,平定南中地區。但是,這次守街亭,諸葛亮卻犯了用人不當的毛病。

　　《資治通鑒》也記載了趙括“紙上談兵”的故事。所以,重用紙上談兵一類的人才,是領導用人的大忌。《資治通鑒》作為一部重點討論政治史和軍事史的史書,其中所蘊涵的領導智慧,絕不是不切實際的紙上談兵。毛澤東稱贊說,《通鑒》寫戰爭,神采飛揚,傳神得很,充滿了辯證法。用兵尚權,所謂“充滿了辯證法”,就是不搞教條,在解決復雜問題時,“行權立斷”,應該有隨機應變的靈活而果斷的決策能力,有駕馭復雜問題的謀略和操作技巧。

　　東漢末年,何進在袁紹的鼓動下,要誅殺全部宦官,遭到妹妹何太后的反對。何進暗中慫恿董卓等軍閥進京來逼太后讓步。對此,陳琳很不以為然,因為這樣雖然表面上沒有違背太后的懿旨,實際上卻是用軍閥來脅迫太后同意誅滅宦官。何必繞這么大的圈子呢?他說:“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違經合道,天人順之。”《資治通鑒》寫作“行權立斷,則天人順之”。陳琳的意思是:你軍權在握,先把宦官辦了,然后再慢慢與太后解釋。這是符合民心、符合大道的事情,為什么去找外軍入京脅迫太后呢?這不是自欺欺人嗎?外軍入京,你能掌控得了這個局面嗎?

　　這一段話,涉及中國古代政治智慧中的“守經”與“行權”的問題。這個問題的哲學基礎,唐人趙蕤的《長短經》里有系統討論。其主要觀點是說,世界上沒有絕對的真理,沒有永恒不變的治國理論和方針。王道、霸道、強國之道,都是為了構建一種治理秩序,因時勢的需要而改變。不可以認為有一種永恒不變的治理模式或處事方式。如果片面地“守經”,很可能膠柱鼓瑟,犯了教條主義、本本主義、形式主義的錯誤。毛澤東就因為反對教條主義,堅持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才取得中國革命的勝利;1978年改革開放,就是從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開始的。

　　軍師龐統建議劉備入蜀,徑取益州,劉備猶豫地說,現在我全靠與曹操反向操作,才有立身之地,治民理政,“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義于天下,奈何?”龐統就說:大亂之時,治民理政,“固非一道所能定也”,意思是,寬與急、剛與柔,要變通運用。

　　其實這是《資治通鑒》的一種價值觀。不過,這種價值觀被司馬光包裝在儒家的“政治正確”里,曾國藩獨具慧眼,看出來了,他說,“竊以為先哲經世之書,莫善于司馬溫公《資治通鑒》,其論古皆折衷至當,開拓心胸,能窮物之理,執圣之權;又好敘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脈絡分明”。所以,讀《資治通鑒》,不光要讀它“正”這一面——大仁大義、社會責任;還要讀它“奇”這一面——兵家講用奇,以正治國、以奇用兵。

　　如果說修心之要三“仁、明、武”、治國之要三“官人、信賞、必罰”,重點要求領導者修煉內圣外王的領導資質,那么,“窮物之理,執圣之權”,就是一種很深刻的實踐型政治智慧,是有豐富實際政治經驗人的心得之談。諸如改革中的剛性與柔性,人生職場上的進與退,軍事斗爭中的奇與正,權力平衡中的輕與重,駕馭部屬中的寬與嚴,政治生涯中的方與圓,都不是“紙上談兵”可以領悟的。《資治通鑒》在推崇大道的同時,不乏權變、謀略與辯證法的智慧,這也是它值得細品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