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資本主義文明登上歷史舞臺，人類社會就進入了技術理性的發展時代。歐洲的文藝復興伊始，資本主義從萌芽中開始成長。資本主義文明來到世間，極大地推進了人類技術的進步與科學的發展。但資本由于其追求利潤的天然特性，有其背離人們良好意愿的傾向，如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但馬克思同時也站在歷史主義的角度肯定了資本主義的歷史貢獻，肯定了資本的“文明作用”。即馬克思是用辯證的歷史態度來看待資本主義問題，他認為資本主義開拓了世界市場，資本主義挖掉了工業腳下的民族基礎，它把全世界各個民族都拖入到了現代化的歷史進程當中，因此“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時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由此可見，技術的極大推動力是與資本、市場聯系在一起的。

　　理性是使技術彰顯其現實力量的助推器。技術在人類社會生活大放異彩的背后，其實是理性精神的勝利。從近代資本主義登上歷史舞臺，理性成了人類近代以來的文化最強音。無論是培根的“知識就是力量”，還是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以及康德所言“人為自然界立法”，從這些哲學家的名言中我們可以感受出人類理性有多么的自信。從文化哲學視角審視，我們可以將西方近代以來人類理性的演化歷程分為四個階段：

　　17世紀的“理性啟蒙”。通常我們把17世紀看作是理性啟蒙的世紀。我們知道文藝復興引發了人們的思想覺醒，理性開始從宗教神學的蒙昧當中走出來，人的價值得以彰顯。如薄伽丘的《十日談》主旨就是讓人從宗教神學的光環中走出來。“把人所擁有的還給人”——這是近代文藝復興的核心口號。而人從神的光環中走出來，人的世俗生活世界從此得到充分肯定。在17世紀，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的繁榮和向機器化生產的過渡，促使技術科學和數學急速發展；在思想文化界，也涌現出了很多啟蒙思想家如培根、洛克、笛卡爾、霍布斯、伽利略等。笛卡爾哲學把人的理性置于至高無上的位置，認為“思”是判定“在”之合理性的前提，強調“真理”問題只有置入主體思維的“內在性”之中，并去接受“我思”的檢驗和審判，才有資格去指導人的現實社會生活。

　　18世紀的“理性獨立”。18世紀是理性獨立的世紀，理性作為一種“光明的力量”在人的社會生活中被普遍予以接受，并與宗教神學的“蒙昧的力量”劃清了界限。理直氣壯地去彰顯人類主體精神的力量，勇敢、獨立、自由地運用理性去面對世界，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開運用自己理性的自由，這就是18世紀主流文化訴求。借助于資本的全球擴張，西方思想家們試圖將“理性”這一表達資本主義的新世界觀和價值觀向全世界進行不遺余力地推廣。18世紀的標志性文化事件就是哲學家狄德羅主編了《百科全書》，此書是西方第一部系統的大百科全書，概括了18世紀啟蒙運動的精神，系統闡釋了理性對世界的全面性意義。狄德羅因此成為法國著名百科全書派的代表人物。在百科全書派的旗幟下，聚集了達朗貝爾、伏爾泰、孟德斯鳩、盧梭、孔多塞、霍爾巴赫等一系列閃光的名字。18世紀的法國也因此成為西方文化的中心。

　　19世紀的“理性崇拜”。經過18世紀的全面理性啟蒙，在19世紀理性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所有自然科學如數、理、化、生、地、天等基本學科完成了分化，理性在人類生活中的運用日臻成熟，成了可以面對一切的解剖刀。恩格斯就曾經感慨地說19世紀是建立體系的世紀，認為生活在19世紀的人們是動不動就要建立體系的。誰不建立體系，仿佛誰就不配生活在19世紀。我們可以用三本書來代表19世紀的文化精神：1812年黑格爾的《邏輯學》發表；1859年達爾文的《物種起源》發表；1867年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一卷出版。這三本書的象征意義在于用理性揭示了人的思維、自然和社會的發展規律：黑格爾的《邏輯學》試圖用理性來解釋人類思維的發展規律，整部《邏輯學》講的就是思維規律，他用理性建構了他的思維大廈；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中用理性的“解剖刀”破解了人類自然生活世界的發展規律。它的跨時代意義就在于把整個宇宙、自然的進化，包括人的進化都試圖用一種理性的邏輯去揭示；馬克思的《資本論》則用理性剖析了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總之在19世紀，理性成為可以解剖世界各個層面的“解剖刀”，“理性至上、人性至善”可以說是生活在19世紀的人們堅信不疑的價值理念。

　　20世紀的“理性反思”。20世紀是人類理性發展的拐點，我們稱之為理性反思的世紀。為什么要反思理性？因為20世紀的發展出了問題。尤其是兩次世界大戰簡直讓我們刻骨銘心——在人類理性的一路凱歌中為什么會突然出現這樣的災難？世界大戰顛覆了人類的古典理想，面對殘酷的生活現實人類開始反思：理性是至上的嗎？人性是至善的嗎？1945年8月6日，20世紀的杰出科學家愛因斯坦得知了日本廣島遭原子彈轟炸的消息，作為推動美國開始原子彈研究的第一人，愛因斯坦在極度震驚之余，不無遺憾地說：“我現在最大的感想就是后悔，后悔當初不該給羅斯福總統寫那封信。……我當時是想把原子彈這一罪惡的殺人工具從瘋子希特勒手里搶過來。想不到現在又將它送到另一個瘋子手里。”愛因斯坦還曾講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通往人類戰爭毀滅的道路，是由我們這個世紀第一流的科學家親手鋪就的。”晚年的愛因斯坦更像一個哲學家，他是在一個更高的層面反思著科學對于人類的意義。據有關資料統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后，全球有近90%的科學家直接、間接地從事著和軍事有關的研究工作。人類最先進的理性和技術恰恰成為人類瀕臨毀滅的最危險因素。緣于此，20世紀的人文學者開始對“理性”進行自覺地反思，施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盧卡奇的《理性的毀滅》等。哲學家尼采則在《快樂的科學》中宣稱“上帝死了”——代表古典理性精神的那個理性死掉了。在文學領域，加繆的《局外人》，貝克特的《等待戈多》，薩特的《惡心》等作品，也從不同側面表達出了對理性的反思、對人性的拷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