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金融具備顯著的網絡外部性，能夠有效緩解金融市場交易主體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在擴大居民消費、優化投資結構、鼓勵創新創業，以及提高金融服務效能等方面發揮著積極作用。與此同時，數字金融發展顯著提升了宏觀經濟應對外部不利沖擊的韌性。
（一）降低服務門檻，擴大居民消費
數字金融發展大大降低了金融機構開展金融交易和提供金融服務的門檻，減少了信息不對稱程度，增強了金融服務的易得性、便捷性和普及范圍，擴大了居民消費[2]。
首先，流動性約束是制約居民當期消費能力的最重要因素，流動性約束大的消費人群所占比例越高，消費支出就會越少；數字金融的發展將有助于降低居民個人的流動性約束，提升居民當期消費水平[3]。因此，在引入信用消費制度以后，消費者就能夠采取“先消費后付款”方式選擇社會商品或服務項目，轉變潛在消費需求為實際購買力，從而擴大社會商品與服務項目消費總量。與此同時，消費信貸還具有乘數效應。在市場運作中，居民可以利用消費信貸購置商品或服務，信貸購買的商品通過市場循環會形成一輪接一輪的購買力，最后產生的社會消費總量往往是消費信貸服務金額的數倍，由此擴大社會消費總需求。根據廈門大學《互聯網消費信貸、流動性約束與居民消費》研究報告，開通螞蟻“花唄”可提升18%的消費金額，表明消費信貸有助于緩解消費者流動性約束壓力，對提振消費具有較大的積極作用。
其次，數字金融利用數字化手段定位和選擇客戶，客戶覆蓋被傳統金融機構忽視的小鎮青年、新市民等中低收入群體。因此，數字消費信貸穿透力更強，能夠創造適應于各種分類市場的消費信貸產品，有效釋放廣大中低收入家庭群體的消費需求，進一步增強中低收入家庭群體的消費購買力，從而產生規模龐大的“長尾市場”。由于“長尾市場”群體規模巨大，小額消費信貸資金也能產生巨大購買力，從而帶動居民消費需求擴張。
最后，消費信貸還會影響居民消費傾向，進而釋放居民消費潛力。中國居民過去長期存在著“量入為出”的消費觀念，而伴隨消費貸款的發展，超前消費行為理念被更多居民認同，數字消費金融發展更是強化了人們超前消費理念，逐步改變了“量入為出”的消費意識與消費文化，敢花未來的錢使現在生活水平提高，用刺激消費來激發勞動者的勞動熱情，提高勞動生產力和居民消費水平[4]。但是，消費信貸可能導致過度消費，而前期的過度消費會對后期消費形成擠出。因此，消費信貸對總消費的刺激作用主要集中在當期，可能會擠出居民的長期消費。
（二）改善資源配置，優化投資結構
數字金融涉及到銀行、居民、企業以及政府等多個參與主體。當面對不同參與主體時，數字金融則利用各種途徑調整其投資方式。針對金融機構，數字金融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量化分析等技術，優化貸款業務的最佳信貸行為，改善金融業務流程，提高資金獲取能力與分配效率，進而優化金融機構的資產負債結構。就居民部門而言，居民消費構成是產業投資的風向標，數字金融能夠通過分析居民消費構成引導產業投資方向。例如，消費信貸需求的擴張將作用于市場需求繼而促進產業投資的產品升級改造，市場消費需求將倒逼企業改善生產技術和提升產品質量，并促使其進一步引進新工藝提高技術含量，通過加大產品研發和升級改造制造出更多符合消費需求的新產品、提供更優質的售后服務，從而推動企業產品品質提升和技術創新發展。可以說，數字金融通過分析居民消費構成，繼而間接作用于投資結構、產業結構、產品結構、服務結構調整，推進產業轉型升級和新興產業發展，進一步帶動投資和優化投資結構。
針對實體企業，一方面，數字金融的普惠性將擴充民營企業的融資路徑，有效降低民營企業尤其是作為創新創業主體的小微企業的融資成本，緩解小微企業長期面臨的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另一方面，數字金融可以擴充民營企業投資路徑，為民營企業和小額貸款公司提供創投、股權、債權等投資渠道，并借助大數據技術，有效推動小微企業產品創新、服務創新和業務創新，進而優化投資結構。針對地方政府部門，數字金融以中小企業數字化賦能為重點，有效降低中小企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積極推進數字化賦能和智慧化管理，不斷完善和提高中小企業營商環境；同時，數字金融賦能政府部門全面推行“一網辦公”，加速推進企業證照管理無紙化，鼓勵指導平臺型、高新技術企業通過大數據手段賦能發展小微經濟。此外，數字金融還倒逼政府部門探索適應平臺經濟、工業數字化、新個體、共享經濟等新經濟特征的管理方法。
（三）暢通要素流動，促進創新創業
數字金融能夠助力科技創新，推動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良性循環，為創新創業提供動力。
其一，有效提升普惠金融服務能力。數字金融借助大數據分析技術（如用戶在互聯網上的大量行為數據），可以面向中小微客戶和長尾消費者構建數字信用評價體系，彌補傳統金融服務的缺陷，保證經濟不發達地區也可以享受便利的金融服務，為欠發達地區創新、創業活動提供有力的資金支持，更大范圍地發揮普惠金融功能。
其二，更有利于降低信息不對稱程度。企業創新的投資行為具備投資規模大、經營風險高、投資回報不穩定、投資可逆性弱的特點，這和金融機構的一般風險偏好并不匹配。不過，借助于互聯網、云計算、人工智能和大數據技術，數字金融將賦能金融機構數字化革新，充分發揮降低金融機構信息不對稱方面的關鍵作用，提升網絡信息系統與交易數據的準確性和可追溯性，促進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在法律許可的范圍之內，搜集運用信貸記錄、消費數據和交易記錄等歷史數據。進一步地，數字金融能夠增強金融機構的風險識別能力，幫助金融機構破除“數據壁壘”和“信息煙囪”，促進創新型企業與金融機構之間的高效交流，助力企業創新。
其三，通過創新商業模式繼而創造更多商業機會。數字金融還具備價值發現功能，通過集成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等上下游數據，形成數據信息閉環和優質投資環境，有效促進數據、技術、資本等生產要素向生產效率較高的科技產業流動，推動區域經濟社會改革創新發展。同時，作為一種金融基礎設施，數字金融的發展通過創新商業模式和經營理念，為創新創業活動創造更多商業機會和就業崗位[5]。如移動數字支付的出現，極大促進了電子商務模式的演進，推動傳統線下業務活動的線上化，引出新的商業機會。
（四）助推數字化轉型，提升金融效率
數字金融借助數字化技術，不但能夠提高金融服務質量，同時能夠提高金融風險管理能力，成為金融機構數字化轉型發展的關鍵路徑。
一是提升金融服務的實效性。首先，數字金融可以有效突破傳統金融產品的空間界限和數量約束，進而提升金融服務的效率和覆蓋范圍，同時通過廣泛應用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技術，開展金融服務深化，創新金融機構的經營管理模式、流程和產品，完善產品模式和拓寬金融服務范圍。其次，數字金融的發展為信貸市場提供了新的產品與服務模式，為同質化的信貸市場注入新鮮血液，能夠有效提升信貸市場的競爭強度和產品質量，增強商業銀行、小額貸款公司等提供消費信貸產品與金融服務的競爭意識，促進其革新技術手段和改善經營管理理念以提高運營效率，推動金融市場高質量發展。再次，數字金融創新的大量數字化產品對傳統金融機構的盈利模式造成沖擊，并由此倒逼金融機構大力拓展盈利途徑，開發更加多元化和市場化的產品，提高自身資產配置效率，繼而提升市場運行效率。[6]
二是提升金融風險控制能力。一方面，商業銀行的資產和負債之間的期限錯配風險和流動性錯配風險，是其長期面臨的一大重要難題。但是，隨著數字金融的快速發展，大數據分析、人工智能和數字算法等技術的引入，不僅推動了商業銀行資產負債結構的迅速轉變，還促進了其負債結構的多元化轉型。同時，銀行建立實時大數據動態風險評估框架，可以提高對自身資產負債期限結構和流動性結構的判斷能力，繼而降低資產負債到期損失，增強對流動性頭寸數量的有效控制。另一方面，數字金融有效彌補了傳統金融機構的量化風險管理短板，利用全面場景應用、大數據等技術，提升風險評估、反欺詐、金融服務合同分析、貸前審查和貸后管理等風險管控能力。
（五）增強風險分擔，提高經濟韌性
數字金融的發展能夠提高經濟應對外部沖擊的韌性。消費信貸作為有效的消費風險分擔機制，可以平滑個人流動性約束、降低收入和其他不確定性因素對居民消費的不利沖擊。隨著互聯網消費信貸的出現，更加健全和完善的風控體系、更低的獲客成本和更廣的覆蓋范圍有助于進一步發揮消費信貸在風險分擔中的功能，降低異質性沖擊對居民消費和社會福利的影響。美國芝加哥大學的一項研究表明，由于消費信貸可以幫助很多家庭滿足臨時的剛性需求，在受自然災害沖擊后，有“領薪日貸款”等消費信貸服務社區的居民的房貸違約率僅為沒有消費信貸服務社區居民的一半左右，同時有消費信貸服務社區的偷盜發生率也比沒有消費信貸服務社區少增30%左右。因此，消費信貸有助于提升社區應對風險和應對意外事件的能力[7]。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消費者減少了外出就餐、旅行、娛樂等方面的支出，進而導致總體消費需求下降，社會消費環境變差，部分行業發展不景氣。但疫情也加速了數字化轉型進程，線上、線下消費場景加速鏈接，“無接觸金融”服務能力的重要性愈發凸顯，不斷開拓出新的業務場景。尤其是在金融服務領域，以數字化平臺為依托的互聯網消費信貸有效補充了傳統金融服務的不足，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首先，疫情使企業生產活動受到諸多限制，導致部分居民收入不穩定，消費能力受到抑制。而互聯網消費信貸具有“無接觸服務”“非接觸貸款”等特征，可快速調配信息流、商品流和資金流，在緩解居民消費流動性約束、支持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復工復產過程中發揮了積極作用，成為穩消費、穩信心和穩就業的重要支持力量，很大程度上提高疫情后的經濟復蘇能力。其次，大型平臺獲客渠道更加多元，服務客群更為廣泛。相對傳統金融機構的白名單、體內賬戶體系或線下展業而言，平臺通過線上生活類APP為廣大消費者提供了豐富、便利的金融和生活服務，已成為數億消費者所信任的數字金融服務入口。疫情期間，政府部門通過支付寶、微信、美團、云閃付、大眾點評、攜程等平臺發放的消費券對于企業復工復產、提振消費信心、促進穩定就業發揮了重要作用。數字化“加持”后的消費券具有發放速度快、市場轉化率高等優點。同時，數字消費券的“杠桿效應”會通過需求側傳導到供給側，通過疊加“乘數效應”擴大產出，刺激相關企業加大投資，進而形成良性循環，對消費回暖和經濟復蘇產生了更加積極的作用。例如，中國社會科學院關于紹興消費券政策的一項研究表明，數字消費券顯著提高了零售商戶的營業額，其中新增營業額的75%來自消費者自身支出，且影響具有一定的持續性，緩解了疫情對零售商戶經營的不利沖擊[8]。
本文轉載自: 盤古智庫